罕见病患者不应被遗忘

　　漫画/平平

　　成骨不全症、戈谢氏症、白化病、淋巴管肌瘤病、遗传性疾病结节性硬化症、苯丙酮尿症……这些陌生而又奇怪的名字就是一种种罕见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球共6000余种罕见病，约占人类疾病人群的10%！

　　即将到来的2月29日是以“改变从了解开始”为主题的第五届国际罕见病日。或许有人认为罕见病距离自己太过遥远，但罕见病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一种风险，因为罕见病患者几乎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和需求：要么没药可治，要么有药治不起。

　　■关注国际罕见病日

　　罕见病 人类繁衍过程中的“空难”

　　世界卫生组织将患病人数占总人口0.65‰至1‰之间的疾病或病变定义为罕见病。在美国，将发病率为0.65‰的疾病定义为罕见病；在欧洲，将发病率为0.5‰的疾病定义为罕见病；在离我们最近的台湾地区，将发病率为0.1‰的疾病定义为罕见病。时至今日，我国大陆地区尚无对罕见病的官方定义。

　　北京协和医院呼吸科教授徐凯峰常年从事罕见病淋巴管肌瘤病（以下简称LAM）的诊断和治疗工作。LAM作为一种罕见呼吸系统疾病，几乎所有的病例都发生在女性身上，且主要以育龄女性为主，成年女性患病率约为1/400000。在我国，累计报道病例数还不到200例，被誉为“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目前，徐凯峰正在建立一个包括LAM等多个呼吸系统诸多罕见病在内的信息数据库，摸底调查这些罕见病的诊断治疗情况。徐凯峰认为，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且经济基础有限，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距离，因此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流行率的界限，对罕见病的定义不乏借鉴台湾的发病率。“明确罕见病的定义在当前是非常需要的，这对‘孤儿药’（罕见病用药称为‘孤儿药’）政策的制定，包括对药物研发的激励、药物的准入，如加快注册、减免税等方面政策的制定都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由于每个罕见病种人数相对较少，造成医务界和全社会对其了解甚少，许多患者被长期漏诊、误诊，延误最佳治疗时机。在徐凯峰接诊的LAM患者中，就有患者曾误诊为结核病并进行治疗。

　　也许，有人认为罕见病距离自己太过遥远。目前国际确认的罕见病有六千多种，约占人类疾病的10%。资料显示，我国各类罕见病患者超过千万人。“罕见病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一种风险，它是一个公共问题。”徐凯峰说。

　　瓷娃娃（成骨不全症患者）罕见病关爱中心负责人王奕鸥说，不要把罕见病患者纳入单独的一个群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遇到这样的疾病，遇到了就是100%，“罕见病是我们人类繁衍过程中的空难。”

　　经济负担 压倒患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北京协和医院呼吸科大夫孙维是徐凯峰教授的助理，平时主要负责徐教授和各位患者之间的联络，在她看来，目前国内的罕见病患者绝大部分面临两种困境：要么是有药治不起，要么是没药可治。

　　以一个LAM患者的花费为例，孙维算了笔账：一个LAM患者的治疗花费主要包含三部分，一是普通治疗，即使用一些平喘药物，每个月花费几百元至1000元左右；二是特殊药物的使用，每个月花费在2000元至3000元；三是肺移植的费用，仅手术费就需要20万—30万不等，后续维持治疗费用是每年5万。

　　孙维所列出的这些费用都是目前医保所不报销的，全部由患者自己负担。罹患LAM的患者多为30岁左右的年轻女性，她们大多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本应是家庭的顶梁柱，没想到自己却成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同样作为女人，孙维眼看着不少女同胞因为经济原因而不得不离婚，或者不得不放弃挽留生命的肺移植手术。

　　徐凯峰教授所在的北京协和医院呼吸科联合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呼吸科、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肺移植科开展了一项问卷调查，旨在了解国内LAM患者对肺移植的看法。在调查收集到的57例有效问卷中，认为可以承受肺移植费用的仅有5位患者（8.8%），35.1%存在经济困难但勉强可以承受，50.9%不能承担肺移植治疗费用。经济因素成了患者保存生命，接受肺移植治疗的重要限制因素。

　　药物缺乏 无奈选择“老药新用”

　　与罕见病患者交往多了以后，徐凯峰、孙维以及王奕鸥等人都发现，不管是LAM、TSC还是戈谢病、白化病，都有着不少共同的特点：目前国内的患者通常无法得到适当的医疗服务，尤其是缺乏药物治疗。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用于治疗罕见病的药品中，仅有为数不多的进入了中国市场。而且由于没有政策支持以及相关的医疗保障，大部分患者无法承担这些药品的高昂费用。因而，大多数罕见病患者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可能会因病失去工作或受到社会歧视，有的还因病致残或在成年前死亡。

　　要解决罕见病患者无药可用的境地，有两种解决方式。一是老药新用；二是研发新药。

　　在徐凯峰的研究中发现，一种叫雷帕霉素的老药对LAM患者有不错的疗效。雷帕霉素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研发出来，经常作为免疫抑制剂用于器官移植，以减缓器官移植手术后的免疫排斥反应。近几年的研究发现，雷帕霉素对LAM和TSC（结节性硬化症）这两种罕见病的治疗方面效果明显，为疾病的治疗水平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不过，雷帕霉素说明书的适应证一项上没有将LAM以及TSC纳入其中。“连起码的适应证都没有，当然就不会被纳入医保报销。”徐凯峰说。

　　这样的情况成骨不全症患者也遇到了。脆骨病患者的补钙药品也属于老药新用。作为一名成骨不全患者，王奕鸥表示，包括她自己在内，目前很多成骨不全症患者都在使用双磷酸盐类的药物，这类常用于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对于提高成骨不全症患者的骨密度非常有效。不过，这些药的适应证上也没有将成骨不全症患者列入其中。

　　王奕鸥说，其实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这样用药都非常危险，很多大夫怕担风险而不给患者开药。“没办法，作为成骨不全症患者，我们没有任何一种明确写有适应证的对症药物。”好不容易发现有一类药物有效，虽然有风险，患者们也愿意试一试。

　　徐凯峰说，要想将这些药物纳入医保，首先就要解决适应证的问题，要在适应证中加入这些罕见病。而这之前必须要经过长期严格的临床试验，经过国家药监局批准后才可以。

　　其实，如果有药厂需要进行“孤儿药”的临床试验，徐凯峰和王奕鸥所接触的患者都是比较乐意接受的，他们大都抱着“不管什么药，有药总比没药好”的心态。

　　市场狭小 企业无心生产新药

　　对于新药研发而言，我国的新药研发能力本来就不强，再加上罕见病的治疗药物市场太小，潜在利润有限，所以制药行业更是忽视了这类药物的研发，这些药物也就真正成了被遗弃的“孤儿药”。

　　成骨不全症患者犹如瓷器做的娃娃一样易碎，他们从出生就面临着骨折的痛苦，伴随着不间断的骨折。骨折后他们需要特殊的铆钉植入骨折部位，而目前这种铆钉只能依靠进口。为了让这些铆钉国产化，减少患者的经济负担，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负责人王奕鸥和一些国内的医疗器械生产厂商接洽过。不少厂商代表都反问王奕鸥：“如果企业引进的话，你们有多少人患病？又有多少人能用得起？”

　　在厂商代表为她展示了引进成本和引进收益之后，王奕鸥说，自己很理解他们，“如果国家不出台倾斜政策的话，他们这样做会赔本的，换谁也不会愿意的。”

　　学习法律出身的王奕鸥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她发现，为了解决“孤儿药”的问题，其实世界上众多发达、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早已颁布了各自的罕见病专项法律法规。1983年通过的美国《孤儿药法案》及后来的几个修正案为孤儿药研发提供了具体的经济激励：第一，向孤儿药研发公司提供开发补助、研究基金和快速审批通道；第二，孤儿药上市后还给予7年期市场独家经营权等鼓励措施；第三，孤儿药临床试验费用的50%可抵减税额，对孤儿药的新药申请费用也给予免除。通过法律给予政策倾斜，缔造了美国创纪录的药物研发，改善了数百万名罕见病患者的健康状况。截至2006年7月，共有1129种罕见病药物获得批准。

　　留学美国多年的徐教授表示，在美国市场上，中小型制药公司生产了超过70%的孤儿药，其中许多公司都是在1983年之后单纯依靠孤儿药而启动、发展起来的。倾斜政策不仅给了患者希望，也给了不少企业以希望。

　　罕见病人 需要制度保障

　　多年来，徐凯峰一直支持着这群被现代医学暂时遗弃的“孤儿”。多年来，徐凯峰为LAM患者就诊开通了“绿色通道”，这些患者无需挂号，随到随诊，一般确诊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周。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和患者一起建立了LAM中国宣传网站，建立了北京协和医学基金会LAM/TSC罕见病专项基金。

　　这些“自找的”、繁重的工作只为满足患者求生的欲望。徐凯峰说，得了罕见病的患者虽然很不幸，但是他们很可爱，他们对生活的热情比一般人更加强烈，“我们医生做的再多也是不够的。”

　　每每看到报道某患者得了罕见病，媒体呼吁大家捐款捐物的时候，徐凯峰的心里总是感慨良多。“每一次的爱心捐助都难能可贵，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我们需要制度的保障。”

　　在美国，《孤儿药法案》规定，任何商业保险公司不能拒绝罕见病患者的投保，罕见病患者只需每年比一般人多支付1000美元的保费，就可以使用任何药物，所有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不仅如此，我国台湾地区在2000年也制定并实施了罕见疾病医疗补助办法。台湾将发病率为0.1‰的疾病定义为罕见病，对罕见遗传病患者使用的药物及维持生命所需的特殊营养品费用实行全额报销。

　　徐凯峰认为，台湾的经验，大陆可以有所借鉴。他建议，有关部门应该将发病率为一定数量以下的疾病统一打包，列出目录，将每一种罕见病的用药整体纳入医保，予以报销。这样“没钱治疗”和“不能治疗”两座压在患者身上的大山可能会变得轻一些。

　　作为我国救助疑难病症的权威医院，徐凯峰所在的北京协和医院收治了不少罕见病患者。这里的一些大夫和工作人员表示，抛开经济等因素以外，其实LAM、瓷娃娃等患者还算幸运，因为他们的致病原理、治疗用药情况目前医学界已经有所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手段可以遏制病情的恶化。还有更为不幸的患者，他们得了更为罕见的病，医生甚至不知道他们为何得病，得的什么病，有没有可以治疗的手段，“这些患者的一切都是未知的，这种未知的状态才是最可怕的。”

　　徐凯峰说，“自己主张按发病率为依据，将罕见病人的医疗统一纳入医保，以避免因患病人数少而在医保政策上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黄尚志表示，不要因为罕见而忽略、忽视，不要因为昂贵而放弃，关注罕见病患者，就是关怀你自家将来的孩子。因为隐性遗传病就可能在你家后代中出现，你也需要这样的帮助。

　　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遗传学系黄昱博士认为，罕见病人并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社会的财富”，通过对罕见病的研究，我们可以认识到基因的功能，了解到“坏”基因的结果，试验新的治疗方法在纠正基因上的作用。

　　■病例

　　罕见病患者的真实生活 骨折已成为生活的习惯

　　“瓷娃娃”，这个美丽的名字下面，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群体；成骨不全症患者，这个陌生的名字背后，是一群从出生便开始不断骨折的孩子。很难想象当骨折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这些孩子要承受多少折磨与煎熬。

　　北京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负责人王奕鸥就是一名“瓷娃娃”。在她16岁之前，大腿骨反复骨折了6次。如今，年近30的王奕鸥身高只有十岁小孩的模样，两条腿走起路来也有些不稳。

　　刚满周岁的时候，王奕鸥在一次玩耍时大腿骨折了。大夫也不知道原因，只当普通的骨折处理完后，奕鸥在床上躺了整整3个月。从这次骨折起，奕鸥开始了与骨折搏斗的漫长过程。骨折——接骨——再骨折——再接骨，成为奕鸥最深刻的记忆。

　　直到16岁，大夫将她的病例传给美国的专家，专家才确诊了奕鸥的病情，她被确诊患上了世间罕见的成骨不全症，这种孩子又称“瓷娃娃”。全身骨头就如同鸡蛋壳一样脆弱，极易骨折，极易变形。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

　　小时候学校不愿意接受奕鸥，怕为她的骨折担风险，妈妈就为学校不停的拉赞助，跑关系。每次骨折后，没日没夜照顾奕鸥的妈妈从未说过一个累字。

　　现在的奕鸥需要每天坚持服用增加骨密度的药物，行走时需要注意不能摔倒，不能磕碰，不能和别人发生剐蹭，否则会骨折。吃饭时，不能吃硬的东西，不能使劲咬食物，否则也会骨折。一切和骨头有关的事情，都要小心再小心。在忙忙碌碌和小心翼翼的同时，她为其他病友忙碌着，为他们搞策划、办活动、出杂志、拉赞助。王奕鸥说，自己算是幸运的，有疼爱自己的父母，有可以坚持行走的双腿。

　　24小时带着氧气机的女子

　　2002年晓莉在北京协和医院确诊为淋巴管肌瘤病（LAM），当时她是协和确诊的第3例LAM患者，而当时全国也不过5例。

　　LAM是一种罕见呼吸系统疾病，病人随着疾病的发展，出现呼吸困难并进行性加重，最后可出现较为严重的呼吸衰竭。

　　确诊后，晓莉的病情发展得很快，肺功能越来越差，从单位的大厅门口到电梯间大约50米的距离，晓莉经常是走到一半就因为缺氧一步也挪不动了。

　　有一段时间，晓莉甚至清楚地记得两座楼间的长廊里有多少面镜子，每当她站在镜子前累得连一个撩头发的假动作都做不了，只能像木偶一样看着镜子的时候，她就会想起自己的同学，会想到别人的孩子都已经大了，而自己还在生死线上挣扎，感到无尽的孤独和失落。

　　2007年对于晓莉来说是梦魇的一年，这一年的时间里晓莉共发作了5次气胸，每一次大夫都下了病危通知。每次晓莉因气胸住院，家人就自发、自动以及自觉地迅速形成一支专业的护理队伍。妈妈负责白天，老公负责晚上，爸爸负责外围，打饭送饭，办理住院手续，拿各类检查结果，配合得非常默契。为了让晓莉康复，老公专门去学了灸疗和刮痧，并每天坚持给她治疗。

　　因为容易缺氧，晓莉需要24小时随时戴着氧气。每天在家她就用氧气机，出去就带着便携式制氧机。刚开始，晓莉还有点不好意思，总觉得别人的眼神很异样，不过老公总安慰她说没事，别人以为你带着耳机呢。

　　晓莉说，在郑州街头你如果发现有一个鼻子上戴着氧气管，身上还散发着淡淡的艾草味的就一定是她了。

　　■健康速递 朝阳通州医务人员无偿献血

　　日前，由朝阳区卫生局、通州卫生局组织的以关爱生命为主题的“温暖冬季，医务工作者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展开，包括北京东方博大医院在内的三级医院、二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非公医疗机构都积极参与了献血。

　　据介绍，北京市血液库存持续下降，已不能满足临床用血需求，因此号召广大医务工作者献血，确保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据统计，本次活动中总计有91家医疗机构、近700名医务工作者参加献血。卫生局计划以此次活动为基础，在辖区建立一支医务人员团体无偿献血志愿者队伍，在遇有突发事件或血液告急时启用。（杨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