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巍青：新医改体现中国式混合福利新思路

　新医改方案出台了，就总体方向和基本特征来说，我觉得它有很强的混合福利色彩。这意思是说，医疗卫生改革的焦点在于，我们到底想要一个市场化的医疗体系呢，还是要一个国家公办的医疗体系；现在给出的方案，既国家又市场，所以是混合型的。
　　这从大量的报道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方面，几乎所有报道都强调，新医改方案的最大亮点是首次明确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全民公共产品”，并将此看作“回归公益性”。但另一方面，也有专家认为，新医改方案“市场化的味道更浓了”。
　　医疗卫生到底是不是公共产品？这在经济学当中有很大争议。一般地说，如果它是公共产品，那么政府就应该通过公共财政安排向公民提供。如果它不是，那么就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提供，让消费者自由选择。  
　　新医改方案说的是“医疗卫生制度”是公共产品，这大概经过了专门设计和推敲。它既表达了公益性的意思，又绕开了经济学上的争议。同时，新医改方案对于不同所有制的货币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又有了比以往更清晰的说法。两种思路并存，也可见新方案的混合性质。
　　这种混合性质反映了医疗卫生领域深化改革的艰难性与复杂性。但是我不认为，新方案仅仅是折中调和的产物。相反，我相信它是多种迫切希望改革的力量汇合之后所形成的积极共识。在国际上，混合福利是一种新的政策思路，目的是要超越单纯市场化方案和单纯国家福利方案。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既脱胎于计划经济的模式，也经历过市场化改革的曲折道路，也许还需要在国家与市场之间再找新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混合型的改革方案，也许既反映了对现实条件的尊重，也反映了发展中国式的混合福利的新思路。当然也要注意，混合福利也有它的短板、缺陷、甚至风险。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新医改方案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首先，政府要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承担责任，因此，政府要成为责任政府。如果明确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是公共产品，那么，大面积的“看病难、看病贵”，就是一种制度病，政府必须承担责任。过去在国企改革、住房改革等方面的一个重大教训是，改革变成“甩包袱”的一种手段。被甩出去的，就成了无人负责的弱势群体。他们无法在就业市场、住房市场和日益市场化的医疗体系中获得公平的机会与服务，最终导致社会不公。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在责任承担方面的严重缺位。因此，明确“医疗卫生制度”是公共产品，就是明确政府责任所在。这的确是指导思想上的亮点和进步，同时，应该是医疗卫生领域改革所必须坚持的原则。
　　其次，政府要为全体国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因此，政府要成为服务型政府。长期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福利制度，是一种高度不公平的制度。大量的资源依次向城市、大城市、大城市中的大医院集中。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政策上的指导思想只关心单纯的“发展”。大医院和高级设备，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最佳形象代言人。结果，医疗卫生政策与医疗卫生工作，并不服务于大多数人的真实需求。它也必然诱发全社会都去追求高端医疗服务，扭曲医患关系。现在的新医改方案构建多种制度，面向农村、面向农民工、面向困难家庭和低收入人群，以及面向基层社区，以提供均平化的基本服务，这个方向必须肯定，将来也要从这些方面来评估新医改方案的成败得失。
　　再次，政府要为医疗卫生服务开辟多种筹资渠道。目前医疗卫生领域中的乱象，源出于政府的缺位与越位。缺位就是不承担基本医疗服务的责任，越位就是“亲自”搞市场，而且是高端服务市场。新医改方案应该把这个颠倒的局面重新再颠倒过来，也就是政府应当回归基本服务的本位，而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发展多样化的市场。在这样的格局下，才有可能在全社会的层面上形成混合型的福利体系。